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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庆祝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，陈潭秋故居纪念馆每天都迎来不少追慕伟人风范、接受精神洗礼的人们。在参观完陈潭秋生平事迹展后，这些来自不一样的地区、不一样的行业的人们都感慨不已。原来陈潭秋不仅是党的创始人之一，更是党的创始人中夫妻同为革命烈士的唯一。陈潭秋不仅能在武汉的街头演讲，也能为了宣传发动群众在黄冈的乡间巡演文明戏。陈潭秋不仅在黄冈创建了湖北农村的第一个党支部，也领导过震惊世界的“二七”大罢工。陈潭秋不仅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任粮食部长，还几度担任中央的巡视员。陈潭秋不仅是学生领袖和工农运动的专家，还是冲锋陷阵与敌短兵相接的指挥员和战斗员……
陈潭秋许多鲜为人知的革命经历，让人震撼，也激发起人们的思考：一个封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，受着近代资产阶级的良好教育，本可谋一个体面的职业，甚至一官半职，光耀门庭，却自发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，再进一步蜕变为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战士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是穷困潦倒，被逼无奈吗？只要对他的家世稍加了解，我们就能知道，他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，不是生活所迫，更不是“逼上梁山”。陈潭秋的祖父是清光绪元年的乡试举人，以教书终其一身，束修所得，薄置田产，家道小康。其父因宿患气疾，无力治生，守田躬耕。虽然家道中落，但仍有田产，加之其母龚氏持家有方，这个家庭人丁兴旺（陈潭秋有兄弟8人，姐妹2人，他排行老七），并从始至终保持着“男不废读”的传统，光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就有树三、潭秋、荫林等多人。虽然他们兄弟读书靠的是变卖田产，但有田产可供变卖，也足以说明其家境要比一般的人家强得多。
不说今天的人们对这种蜕变难以理解，就是在当时连他唯一的弟弟陈荫林，对他的选择也曾有过不理解、甚至不满，尽管陈荫林后来也成了一名战士和革命烈士。
陈荫林生于1898年，小陈潭秋两岁，是同一个时代的人。陈荫林少时即为李四光之父李卓侯先生器重，与林育南是同班同学。他1915年考入武汉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，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，1921年从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。由于学业成绩优异，武汉各校竞相争聘。陈荫林在武汉中学任教，同时在省立一师，武汉启璜中学等校兼课，所以薪水丰厚。不几年就还清了读书时的借债，还在乡间老屋后面盖起了新屋。对陈潭秋整天在外从事革命活动，不问家事颇为反感。他常向比较相知的朋友说，我七哥成天忙忙碌碌，搞的什么名堂？由此可见，他对陈潭秋不仅不理解，还有相当的不满。
1922年春，陈荫林接母亲和妻子来武昌，住在巡道岭，房子很大。为了让母亲高兴，陈潭秋也搬过来住在一起。每当陈潭秋谈起时局，谈起马克思主义，陈荫林就不甚厌烦。他特别郑重地对陈潭秋说，有个德国家庭，父亲是保守党，哥哥是社会，弟弟是，每天各人分头干个人的政治运动，回到家里就不谈政治。言下之意，是要学人家各走各的路，互不相干。这等于是关上了两人进行思想交流的大门。连自己的亲兄弟尚且如此，一般的人何能理解陈潭秋的选择？
陈荫林不谈“政治”，并不是他没有救国救民之心，而是他更相信“教育救国”“实业救国”的主张。他不知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根深蒂固，非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不能除旧布新；帝国主义带给中国人民的压迫过于沉重，非动员几万万劳苦大众不能与之相抗。而陈潭秋则先于陈荫林认识到了这些，他用自己的家境来启发弟弟。祖父中举后弃官从教，毕生在乡间设堂授徒，想靠教育起家，富民强国。不仅家未富国未强，一家人的生活反倒一年不如一年。家里也曾开过布厂，指望以实业起家，富民强国。可是，帝国主义列强的“洋纱”“洋布”一来，布厂很快就倒闭了。曾几何时，帝国主义列强一搞货物倾销，中国的民族工业就纷纷破产。铁的事实表明，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，中国才有出路，中国人民才有活路。
陈荫林终究是在陈潭秋的影响下，从一个不谈“政治”的人转变成为革命的急先锋。他担任过湖北省农民协会的副委员长，参与筹建由主持的武昌中央农动讲习所并任教，曾带领湖北农民武装训练班学员600多人编入贺龙的部队，后参加了南昌起义，任农工委员会的宣传科长，在随起义部队南下途中病逝于瑞金。陈潭秋不仅让陈荫林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他的政治主张，还把他的二哥陈防武、三哥陈春林也变成了革命者。
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自己的必然性，这种必然又往往通过一定的偶然来表现。陈潭秋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，看似有一个又一个的阴差阳错，但这种转变决非偶然。
董必武曾经回忆说，陈潭秋家有革命渊源。他的五哥陈树三，在省立湖北工业学校就读时就加入了同盟会，秘密从事反清革命运动，是辛亥武昌起义的重要人物。阳夏之役失败以后，随黄兴到南京，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陆军部任职，1911年，遇刺身殉。五哥的遇刺，给了陈潭秋极大的震惊和警醒：无量头颅无量血，可怜购得假共和。
陈树三生于1891年，长陈潭秋5岁，素喜潭秋才思敏捷、少有大志，每从外归来，总要对陈潭秋讲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的罪恶、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、讲人民大众的深重苦难，宣传同盟会的革命主张。使陈潭秋从小就受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熏陶，逐渐萌发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意识。陈潭秋，本名陈澄。有一次，树三问陈潭秋，其名为什么叫澄？陈潭秋回答名乃父所赐。树三说，澄者，澄清之意也。如今世道太浑浊，你长大成人之后要努力去澄清这个浑浊的世道。树三因从事反清革命运动被学校开除后，凭着家庭在全族的威望和他个人深得全族的信任，回乡创办了聚星小学。这是一所新式的族立学校，其经费来源都由陈氏祖产开支，陈姓子弟都在这所小学就读，陈潭秋是这所学校第一班的学生。所以陈树三既是他的兄长也是他的老师，这种双重身份所具备的影响，非同一般。
1916年，陈潭秋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，选择攻读英语。早年五哥树三每从武汉回家，总要为他和荫林补习英文，而且要求很严格。五哥告诉他们多懂一种外国文字，就多打通了一面沟通世界的窗子。陈潭秋也认为拯救中华必须用先进的思想去改造社会，这就需要找到这种先进的思想，而学习英语无疑是寻求先进思想的一种途径。在大学阶段，陈潭秋和陈荫林都选择学习英语，固然与他们的认识和兴趣有关，但五哥对他们的影响也由此可见一斑。
陈潭秋在武昌高师学习期间，正是新文化运动日益兴盛和俄国“十月革命”影响波及中国之时。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正在发生巨大变化，教育救国，实业救国的呼声四起。办刊物、开书店、建学校、设工厂，成为一代仁人志士挽救民族危亡的首要选择。陈潭秋本已初步具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特性：深切的民族危机感和浓厚的现代公民意识。通过阅读《新青年》《湘江评论》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新主义的书刊，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下，陈潭秋自然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日益关注，自发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，并积极投身社会运动。“五四”运动爆发以后，陈潭秋积极投身，组织、领导武汉各校学生罢课、、募捐、演讲、请愿，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。1919年6月，全国学生联合会将要在上海成立，武汉学联有四名代表将前往出席。正好武昌高师规定英语部学生毕业前须赴外地考察，于是陈潭秋和英语部的全体毕业生，就选择了与学联代表一同前往上海。武汉学联代表返汉后，陈潭秋又逗留了一段时间，经同学倪季端介绍，结识了董必武。虽然这是两个陌生人的第一次见面，而且董必武还年长陈潭秋十岁，由于有着对“十月革命”的共同向往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追求，他们一见如故，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，成为并肩革命的战友。他们商定回湖北后，先从“办报纸、办学校、鼓吹革命、教育青年”入手，同时还深感组织起来的必要性。于是，董必武、陈潭秋通过创办武汉中学，并以此为基地进行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，为湖北建立的早期组织作好了必要的准备。由于本身就已具备民主革命的思想，再经过“五四”运动的锻炼，特别是在董必武的指引和帮助下，通过对中国和俄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进行反复的对比研究，使得陈潭秋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，就成为一种必然。就像是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一样。党史研究专家一致认为，陈潭秋的这次上海之行，尤其是与董必武的相识，是他得以参加创建中国的最早机缘。
近日，在陈潭秋烈士故居纪念馆，我重读了陈潭秋烈士的一封家书。正是这封家书向世人坦露了陈潭秋的心迹，让我们不难发现到他的内心，真切触摸到他的精神高度。
这是陈潭秋1933年2月22日，在上海写给三哥六哥的信。此时，距离1926年秋，回家乡出席黄冈县党员代表大会，已有七八个年头。这以后陈潭秋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乡陈策楼。“回首故乡千山外，别离心绪向谁言？”信一开头就说：“流落了七八年的我，今天还能和你们通信总算是万幸了”。一句“万幸”，欲言又止，无怨无悔，其中包含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艰险与辛酸，平静的语气流露出强烈的义愤。自反动派叛变革命以来，多少人被屠杀，多少人血流成河，而他竟还能给家兄写信，自然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
其实，这是一封在万般无奈中不得不写的家书。这一年年初，中央决定调陈潭秋和夫人徐全直到中央苏区工作。其时，徐全直身怀六甲，即将临产，行动多有不便，要跋山涉水到中央苏区行程更加艰难。他俩反复商量，并征得组织同意，决定陈潭秋先行，等徐全直生下孩子后，再赶赴中央苏区。同时，他们商定把即将出生的孩子交由哥嫂寄养。在这种情形下，陈潭秋提笔写了这封信。
信中写道：“诸兄的情况我间接又间接的知道一点，可是知道有什么用呢？老母去世的消息，我也早已听得也不怎样哀伤，反可怜老人去世迟了几年，如果早几年免受许多苦难呵！”
陈潭秋的母亲是1930年9 月21日去世的。作为儿子未能为母亲送终已是不孝，为什么听得老母去世的消息，不怎样哀伤，反可怜老人去世迟了几年呢？原来，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，陈潭秋把自己的家作为革命活动的场所，黄冈最早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组织都设在他的家中。大革命失败以后，陈潭秋一家遭到了反动派的疯狂迫害。1927年冬，反动派的一把大火，将他们家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（1866）年的一进七重，前有酒坊、后有布厂的大宅院，烧成了一片废墟。砖瓦荡然无存，宅第夷为一片平地，唯有一副在鄂东到处可见的由红砂条石构成的高大门框残存着。神奇的是，这副孤零零、无依无靠的门框竟历经五十多年的风吹雨打，日晒夜露，始终矗立不倒。1980年，黄冈县人民政府在这里按原貌恢复重建陈潭秋烈士故居，虽说是修旧如旧，却只有这副门框，才是整个故居唯一的留存。房子烧了不说，反动派还到处抓人。陈潭秋的母亲东躲西藏，整天提心吊胆，在忍饥挨饿中度日如年，不知受了多少苦难，烽火山上的那座尼姑庵成为老人最后的藏身之地。他的六哥也无家可归，隐匿于巴河边的盂钵桥村。
“我始终是萍踪浪迹，行止不定的人，几年来为生活南北奔驰，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。这样的生活，小孩子终成大累，所以决心将两个孩子送托外家抚养去了。两孩都活泼可爱，直妹本不舍离开他们，但又没有很好的方法。直妹……现在又快要生产了。这次生产以后，我们也决定不养，准备送托人，不知六嫂添过孩子没有？假如没有的话，是不是能接回去养？”
陈潭秋确实是个行止不定的人。写这封信时，他正要苏区。此前（1932年），他刚被党组织，从哈尔滨营救出狱，回到上海。为了党的事业和革命工作，他随时都要奔赴党所需要的地方，就连妻子“快要生产了”，他都不能守在身边。他是个永远都在路上的人，真的是“今天不知明天在哪里”。
“再者我们大家都希望诸兄及侄辈如有机会到武汉的话，可以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，虽然外家对他们疼爱无以复加，可是童年就远离父母终究是不幸啊！外家人口也重，经济也不充裕，又以两孩相累，我们殊感不安，所以希望两兄能不时的帮助一点布匹给两孩做单夹衣服（就是自己家里织的洋布或胶布好了）。我们这种无情的请求，望两兄能允许。
“家中情形请写信告我，经徐家三妹转来。八娘子及孩子们生活情况怎么样？诸兄嫂侄辈情形如何？明格听说已搬回乡了，生活当然也很困苦的，但现在生活困苦，决不是一人一家的问题，慢慢的变成了最大多数人类的问题（除极少数人以外）了。”
这封信读来令人百感交集，叹喟不已。离开活泼可爱的孩子，本是不舍，却又没有很好的方法。明知童年就远离父母终究是不幸，又还是要把孩子送托出去。百般纠结，万难割舍。并非是做父母的铁石心肠，实在是革命工作的需要，那就只能骨肉分离、夫妻暂别了。这真是不得已而为呀！所以，他请求诸兄及侄辈不时去看望两个可怜的孩子，并接济一点布匹，仿佛只有这样，才能稍加心安。他请求六嫂把即将出生的孩子接回家去。他把这些都看成是“无情的请求”，这是何等的愧疚和自责。信中对外婆家的难处多有体谅，并“殊感不安”。信里充满对家人的牵挂，因而对诸兄嫂和侄辈的情形问询再三。信中问及的八娘子是他的八弟媳，陈荫林牺牲后，她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乡下生活，其困苦可想而知。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家，陈潭秋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人一家的困苦，他更看到了最大多数人类的困苦。正是为了消除这最大多数人类的困苦，为了千百万劳苦大众孩子的幸福，他才不得不把自己的孩子送托他人。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？这就是一个人的家国情怀！
这是一封后来在事实上成为托孤的信。此番离开妻子去往中央苏区，直到后来牺牲，陈潭秋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那两个送托到外婆家的孩子，与写信时尚未出生的第三个孩子更是无从谋面。在革命生涯中，夫妻天各一方，关山阻隔，本是常有的事。虽然相约苏区重聚首，可谁知此番分别竟成永别？1933年4 月2日，徐全直生下了那个准备托付给六嫂抚养的孩子。此时，陈潭秋可能刚刚到达瑞金，抑或正在汀州的某个山洞躲藏。79天后，徐全直不幸在上海被捕。她宁肯为革命而死，也决不去反省院。1934年2月1日，徐全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，年仅31岁。得知这个悲痛的消息时，陈潭秋正在苏区忙于征粮和借谷运动，他没时间为自己失去妻子、为孩子们失去母亲而悲伤。他以后化名徐杰，正是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深切怀念。在徐全直牺牲9年零7个月后，陈潭秋也被敌人杀害了，三个孩子从此成了没有父母的孤儿。不得已的托付，就成了悲壮的托孤。这也是一封与诸兄嫂和侄辈诀别的信，此前的七八年和今后的十多年，陈潭秋都一直无缘与他的亲人们相见，永别的话没有说出来，但永别的日子却随时都在到来。
这是一封没有豪言壮语，没有眼泪，也没有悲伤的信，有的是初心不改，忠诚永恒，义无反顾。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？什么是牺牲？这就是牺牲！什么是舍小家为大家？这就是舍小家为大家！什么是舍身成仁？这就是舍身成仁！今天的人们如果能读懂这样一封质朴无华、情感真挚的信，怎能不心生崇敬，感激涕零？
投身革命即为家。从1921年到1927年间，陈潭秋是党在湖北地区的负责人。他以教书和做记者为掩护，为党工作，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之中。大革命失败后，笼罩全国，我党的工作完全转入到地下。一些人，一些人甚至叛变革命，成为可耻的叛徒。
陈潭秋不仅没有动摇，反而更加坚定地投身到革命的激流之中，他四处奔波，辗转于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。从党的地方到中央机关，从白区到苏区，从国内到国外，置生死于度外，冒险犯难，仅化名就用了七八个之多。每到一处，陈潭秋就努力恢复重建党的组织，领导这一些地方的工人运动、和兵运工作，未尝得一日之安闲。作为党的创始人，他做过党的地方领导，做过多省的省委书记，做过中央组织部的秘书，做过中央的巡视员，做过中央党校的教员，也做过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，无论在哪一个岗位，他都出色地完成了党赋予的职责和使命。
周恩来曾经评价说：“潭秋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。他一生的革命经历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经常受命于危难之时。他顾大局，不计较个人恩怨、得失，每次都能够在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下正确应对，挽救危局，避免和减少了党的损失。” 周恩来还说：“早期的中国，……不够成熟，许多受到不应有的委屈，潭秋也难免受到一些，但他胸怀坦荡。从始至终坚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，对党一心一意，从不动摇对革命的信念。”
1928年顺直党组织在政治和组织上出现严重危机，陈潭秋作为中央巡视员，两次前往开展工作巡视。经过陈潭秋和等人近一年的努力，顺直省委的工作有了很大进步，北方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这一时期，青岛（包括山东）和满州（东北三省）等地的党组织遭到破坏，陈潭秋遵照党的指示，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，突破层层阻碍，兼程北上，先后前往青岛、满洲等地巡视，使这一些地方党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。
1934年陈潭秋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粮食部长。当时正值蒋介石发动第5次围剿，在的步步进逼下，中央苏区的范围逐渐缩小，粮食需求却持续不断的增加，征粮工作极其困难。陈潭秋坚决而灵活地执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筹粮借谷政策，筹集到了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急需的粮食，极大的保障了红军长征的给养。
在红军主力长征后，留守中央苏区的领导人，继续推行王明的“左倾”冒险主义，仍然集中红军和地方武装，打阵地战，与敌人硬拼。陈潭秋则力主突围到敌人后方的边界地区去开展游击战争，被斥责为“情绪不好”“悲观失望”。陈潭秋毫不气馁，与陈毅等共同促成了“九路突围”，避免了留守红军和革命力量的全军覆没。在历尽艰险，突围到闽西南后，针对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后存在的各自为政、分散混乱的危险局面，陈潭秋以中央分局特派员的身份，立即召开闽西南党政军负责人紧急会议，宣布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，统一了闽西南的党政军领导，终止了王明“左倾”冒险主义错误，扭转了闽西南党和红军的危急局面。
陈潭秋每到一处都能在艰难中打开局面，挽狂澜于既倒。这给人留下的印象，仿佛是他的革命旅途很是顺利。其实，他革命的一生是与危险相伴的一生，他是一个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的人。只是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他都初心不改，矢志不渝，历经千难万险，都勇往直前，从不退缩。
还在武汉开展、工人运动期间，他就屡遭危险。湖北女师后，反动当局密谋，要将他“拿获严办”。“二七”大罢工失败后，陈潭秋遭到反动当局公开通缉。1928年春陈潭秋奉命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，到任不久就被密探所窥视。1929年3月在去天津小刘庄裕元纱厂工房开会时，反动军警已包围会场，逮捕了工人积极分子，要不是中途耽误，他差一点就自投罗网了。
1933年4月，陈潭秋与谢觉哉一同前往中央苏区。他们乘船离开上海，取道汕头，抵达大浦后，在党的地下交通站的帮助掩护下，夜行昼伏，步行十余日，始到汀州附近。在这里，敌人布置了严密的封锁线，再加上二人是外地口音，不会当地客家方言，又是知识分子出身，无论怎么化装，都不像一个汀州的农民。稍有不慎，随时都可能被敌人的户口清查队和检查站查获，所以处境十分危险。在行将进入苏区时，突遇敌人的搜山队，二人被冲散。陈潭秋在一个山崖下蹲了一个晚上，谢觉哉在山洞里藏了一夜。直到第二天，在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下，才又会合，通过控制区进入苏区，到达瑞金。
更为惊险的是1934年10月，在向闽西突围时，多次突破重围又多次陷入重围。紧急时刻，陈潭秋率一个警卫班，以故意暴露的方式，引开敌人，掩护谭震林、邓子恢带领大部队突围。经过激烈的战斗，陈潭秋所率的这一班人全部牺牲，他单人独枪被追到山崖边，敌人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围上来，叫嚷要捉活的。陈潭秋急中生智，将贴身携带的银元抛洒在地，趁敌兵哄抢之际，奋力滚下山崖，以挂掉右耳的代价，保全了英勇的生命。
1930年12月7日，陈潭秋在哈尔滨开会时当场被捕，这是他的首次被捕。被捕后，先是在警察厅受审，后又转到中东路护路军司令部审讯。虽然敌人用尽各种酷刑，但陈潭秋没有丝毫变节动摇。尽管没有口供，还是被敌人判刑四年，投进了监狱。直到1932年夏，才被党组营救出狱。
1942年9月7日，盛世才派出武装人员到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，请陈潭秋前去“谈话”，这是陈潭秋的第二次被捕。对于这次被捕，陈潭秋早有思想准备。因为他早就觉察到盛世才在与蒋介石勾结，并多次向党中央报告了新疆的局势变化。1942年德国法西斯兵临莫斯科城下，盛世才以为苏联靠不住了，撕去伪装，见风转舵，积极投靠蒋介石集团，公开走上反苏的道路。为了向蒋介石表示投靠的诚意，便把昨日的朋友当做今天的仇敌。盛世才先是把在新疆的员、八路军干部及其家属子女150余人全部关押了起来。然后又在1943年2月7日，将软禁的我党人员分批正式投入监狱。盛世才还向蒋介石夸下海口，一是要徐杰（陈潭秋）等人承认“4月12日阴谋暴动案”，二是要在新疆的员全部声明。陈潭秋把监狱和法庭变成同敌人进行面对面斗争的特殊战场，把敌人对他的审判变成了对敌人的审判。敌人威逼陈潭秋招供所谓的阴谋暴动案内幕，他慷慨陈词，愤怒驳斥敌人的造谣污蔑。敌人软硬兼施引诱陈潭秋在声明上签字，他严词拒绝。敌人用尽酷刑，陈潭秋坚贞不屈，保持了人的坚定信仰和凛然正气。盛世才的阴谋失败以后，恼羞成怒，于1943年9月27日深夜，将陈潭秋、毛泽民、林基路等人，秘密杀害于狱中。
与那些靠着朴素的阶级情感听从号召参加革命的人不同，陈潭秋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，他不是盲目的跟随者，而是胸怀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“马前卒”，他就是革命的号召人。同时，他也与那些被时代的大潮裹挟进革命洪流的人不同，他是自觉自愿的革命投身者，而不是怀有个人目的的投机分子。他不仅是这场革命的积极参与者，更是卓越的组织者、发动者和领导者。也许，有人会问，陈潭秋投身革命，出生入死，历经枪林弹雨、血雨腥风，他得到了什么？在《宣言》中，马克思恩格斯说，无产者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是枷锁，得到的是全世界。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，陈潭秋失去的是自己宝贵的生命，不仅如此，他的夫人徐全直、二哥陈防武、八弟陈荫林、侄子陈华烺也在这场革命中献出了生命，再加上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共和而牺牲的五哥陈树三，陈潭秋一家有六人为了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洒尽了热血，他们什么也没有正真获得。然而，正是有千百万个陈潭秋抛头颅、洒热血，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劳苦大众，才在失去枷锁的同时得到了整个世界。
陈潭秋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了，但他却为我们树立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。
